两千年多来，宣扬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典籍浩如烟海。它们跨过漫长的历史，穿过时代的烽烟，见证过唐宋神韵和明清风骨后，逶迤而来。如今《论语》《孟子》《大学》《礼记》等典籍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中依旧熠熠生辉。犹记得在上第一节经典导读课时，老师问大家：“何为经典”？大家在面面相觑和沉默不语中开始思索。我们总说阅读经典，但其实鲜少有人去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经典。《说文》中释义为：“经，织也。”段玉裁注：“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由此可见，经是织布时的纵线，它最根本地起支撑和固定作用，唯有把纵线排好，才能用横着的纬线织出布来。本周，车文明老师带我们共同领略了儒家经典十三经与四书中所蕴含的永恒精神魅力。

以经典之含义为引入，车老师先阐释了轴心时代的概念。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而中国的轴心时代则是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先了解了十三经在历史中的流变。“五经”最早应是“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但《乐》在战国后期失传，再加上汉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遂有“五经”之说。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因此东汉时在“五经”之外另加《论语》《孝经》，成为“七经”。本刻石于京城洛阳太学，为“熹平石经”，今已不存。唐代，在国家官办学校的学习科目及科举考试项目中，又有“九经”之说，即《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开成石经是在九经之外另加《论语》《孝经》《尔雅》构成的十二经，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及至宋代朱熹把《孟子》提高到经书的地位，儒家经典才正式成为《十三经》。

其实不止《十三经》经历了各朝流变，解释经书的著作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其发展可上溯到战国与西汉时的“传”、“记”，唐宋时又在对旧注做注解的基础上衍生出“疏”与“正义”。南宋以后，有人把十三经以及比较好的注、疏、正义合刻在一起，才形成《十三经注疏》。

车老师导读的另一经典《礼记》，记载和论述的是先秦时期的礼制和礼仪，孔子和弟子之间的问答，以及儒家修身养性的行为准则等。从礼制研究角度来说，《礼记》所解读的不仅仅是行为规范，更是在这种规范之后所蕴含的文明基因和文化特色。老师简单介绍了《礼记》的编撰年代、内容及流传版本后，将重点放在了对《曲礼》文本的解读上。在先秦学派中，儒家是最敢于直面社会的，他们以现实社会生活关系中的人为本位，提出一系列为人处世之道。其思想中最重要的便是“仁”与“礼”，“仁者爱人”“忠恕之道”皆属其中，儒家倡导先修其身而后治世有为。

在解读《曲礼》的文本时，我们跟随老师从中窥见许多具有思辨性的人生智慧的核心理论。比如其中有言：“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用于治学方面，便可成其为一准则。骄傲自大者治学，容易因自负浅尝辄止；欲不能自控者治学，容易因恣意妄为而三心二意，不能精进；踌躇满志者治学，如攻坚木，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遇到挫折也容易挫败，不留余地。安于现乐者治学，没有坚韧的目标，容易半途而废。又言：“疑事毋质，直而毋有”。有疑问的事情不要主观臆断，正确的时候也不要自以为是。做人治学应当虚怀若谷，实事求是，这也正是成人成才之途中当恪守的准则。而“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醒”、“恒言不称老”所折射的又是儒家的孝道。

儒家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杀身成仁”的君子原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为学之道，“三年居丧无改于父之道”的心理原则，为儒家构建起理想的精神世界。《大学》中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宗旨，在于彰显光明品德，在于使民自新，在于达到最高境界的善。而这“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既是《大学》的纲领旨趣，也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所在。那么如何能实现“三纲”？《大学》也给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作为以达三纲的途径。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内修，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治，而修身则是连接内修与外治的枢纽。这也就为君子修身养德提供了最合理的来因。

车老师的导读带领我们重闻了“儒家仁义礼智信”与“温良恭俭让”的文明跫音。而今于吾之启示，是莫骄傲自满莫妄自菲薄，要始终带着质疑与探索精神，修身求诸己，明礼而崇德。经典之为经典，在于永恒的思想魅力。不断温故，方能知新，希冀由此语录片段去体悟儒家精神核心，再由人生体悟反寻绎儒家精神，以儒家精神之营养，给予现代生活以调释和滋养。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必将上下而求索。

莳英供稿人：杨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