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他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在信息高度通达和全球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今天，学习中国原创文化的相关知识，体会中国原创文化的魅力，就显得十分重要了。9月16日晚，莳英学院“人类文明史”课程的教师之一——历史学院的谢耀亭老师就用引人入胜的讲述带我们感受了一次中国原创文化的现实温度。

首先，谢耀亭老师在同学们眼前铺开了一幅历史画卷，指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人类文明精神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世界上涌现出许多典型的人类精神导师，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等，他们以其积极思考的哲学和深刻的人类智慧塑造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接着，谢老师将目光从全世界转向我们中国的商周时代，从四则有关“文王受命”的古籍材料入手，引发莳英生的思考：为什么文王在即位四十二年才受命，为什么恰恰是这一天，为什么众多周天子中只有文王才有“受命”的说法？而这与后代对帝王的神化性质是否相同？针对如此多的不解，谢老师不急于解答，而是尝试着先让我们清晰地理解何为“受命”。

我们知道，我国一直是以农耕业为主的国家，粮食的生产关乎百姓的生命，因此“时令”便显得尤为重要。在早期，人们依据地上发生的自然规律去确定农业活动，后来充满智慧的劳动人民发现以天象作为参考更加准确，所以，出现了“人人皆知天文”的情形。人们将所观看到的天象赋予特定的含义，将天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文王受命的那一年，恰有“五星聚”的罕见天象出现在天空的朱雀方位，好似赤乌衔圭，乃是祥瑞。当我们了解了当时人们对天文的重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再与那时出现的天文奇观联系起来，有关“文王受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随后，谢老师又举出“盟津之战”“牧野之战”的例子，让大家切实体会到商周人对天象的重视。那么，当周取代了商，天的意思又是如何？天命是否也会跟着转移？与商人一味地卜辞、祭祀不同，周人总结经验，从中发现了“民”的力量，认为“天惟时，求民主，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这种“敬天保民”的观念，关注到了“人”，从而民本思想开始悄悄兴起。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日益发展，旧的体制遭到破坏，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破坏，原先的贵族可能会没落到贵族的最底层——士的位置。而由于私学的兴起，原来的平民可以通过学习知识技艺得到赏识，提升到士的地位。因此士这个阶层流动性变大，同时，其思想也极为活跃，为百家争鸣的出现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春秋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出现了与周礼要求不相融的局面，历史上称为“礼崩乐坏”。面对这样的社会局面，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侧重于利用古典文献，著书立说，向世人展示礼的内涵、功能和意义。然而，这也未能挽救当时的社会。到了战国时期，士人放弃了春秋时期的做法，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治世蓝图，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学派。各学派之间彼此诘难，相互争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最为后世所赞叹，岁月淘洗而不褪色的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了。许多的儒家主张和理念如“因材施教”“爱人”等仍旧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中国原创文化到儒家经典学说，我们的目光在一点点缩小，但思考却在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其内涵的了解，而是尝试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追根溯源地去理解中华文化为何只属于中华。这种不一样的视角，让我们穿越千年，使我们意识到了我们民族的独特性，切实地感受到了中华原创文化的内在温度，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在路上！

（莳英生李琇钏、张宇彤、闫文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