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我们有幸聆听了历史学院李常宝老师《西学东渐与中国变革》一课，通过了解前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基本状况，学习清代中后期中外交往历程以及近代中国的变局大致了解了西学东渐的过程及其影响。因本文编者来自地理、数计、文学三个专业，为突出学科性质，并融汇课堂所学知识，为此本文从地理角度分析了中西文化产生差异的原因，采用图表形式分析了中国战败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割地赔款的数据，进而分析了西方入侵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最后归结到文化角度，主要谈论了儒学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地位的变化。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端，北面是常年冰封的西伯利亚荒原，西面和南面环绕着大漠黄沙，东面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内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分布有大规模的江河流域和肥沃平原，这种近乎封闭状态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利于形成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农耕文明的形成，并以封闭式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人一系列独特的文化观念。而地理交通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这种一面临海，三面陆地交通极为不便利，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养成了中国人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民族性格，虽偶有外来文化由西域或海上传入，皆能雍容消纳，使中国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

西方地理决定了他们的贸易以海运为主，除航海技术的发展外，还需吸取大量其他领域知识，西方的地理环境在远古时代不适合农耕，当然西方也有农业生产。正因为有地中海这种内海，因其航运方便，西方商业日渐发达。商业与游牧二者流动性很强，是开放性的，而且他们都面朝大海，有征服大自然的心理，所以西方的这种环境使其必然向流动性与开放性发展，强调独立，强调个人主义。

中西方的地理环境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西文化的不同，尤其是在汉唐以后，中国长期的封闭式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中落伍，并在中西交流发生碰撞时处于了不利地位，一次又一次的战败，逼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割地赔款数目的不断增多，对中国的打击也随之不断加重。

由上表格以及图可知，列强从得到通商口岸开始,不断的开始威胁国内传统手工业,从而使得国内经济结构被迫转变,小工业者开始破产,并开始沦为列强资本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使经济和政治开始逐步依赖于西方列强,而达到西方列强把中国当成一个原材料基地和市场的目的,而各种不平等条约只是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和表象。

从《南京条约》国内被迫开始开埠通商起，到最后《辛丑条约》列强可以在铁路沿线驻军,这代表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全方位的，不仅经济侵害达到顶峰，尤其是一次又一次的巨额战争赔款彻底摧垮清王朝的经济基础，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经济不断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和发展。在此之间，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也处于一个不断变化时期。

尽管国人对于自身的文化有着足够的自信，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全球交流成为大势所趋，但是，在西学东渐这一过程中，儒学的传统地位受到了挑战。

儒学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直至晚清，一直是官方意志形态，基本上保持着封闭的、保守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西学东渐这一过程中，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传统儒学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利玛窦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传教士，而他在中国传教的历程是十分坎坷的。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到:“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语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从利玛窦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于自身传统儒学的一种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是绝对粗浅而不值一提的。

经历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以魏源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提倡经世致用，开始向西方学习，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他们认为，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是他的地位远远不及中国的传统儒学。再到后来的洋务派，张之洞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仍应该以“儒家道统”为本体，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但落脚点还是维护儒学的地位。时至维新变法时期，维新派将儒学作为一种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维新思想，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在这几个阶段，即使中国人在捍卫儒学的地位，但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儒学的地位受到了冲击。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停止了“尊孔读经”和“祀孔活动”，沉重的打击了儒学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在五四新文化狂飙之际，文化新人则全盘否定了儒学，主张“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学的纲常明教，封建尊卑等级等观念，在中国形成了持久的反传统，反儒学思潮，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学作为封建专制时期社会统治思想之地位。

在西学东渐这一过程中，保守的中国最终被迫打开了国门，与西方开始不断交流，而中国为走向世界所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惨重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消解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观念，使中国一步一步的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且在西学东渐中，中国的变化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深深影响到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力。在中西的交流碰撞中，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作为特殊文化形态的中学与西学，两者只有不断交流互补，不断反思修正，才能支撑起一个民族的发展，而二者之间以何种方式兼收并蓄，这个问题直到当下还是一个必须回应的问题。(莳英生孙涛、韩守婷、黄妍琛、杨笑供稿)